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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时潮中的顾炎武:援引、印刷及历史语境

时间:2017-06-23 16:24:45  来源:  作者:

 晚清士林的顾著阅读,既有曾国藩、章太炎这样的大儒,为经国大业、学术传承、道德接续;亦有汲汲为功名计、为稻粮谋的芸芸读书人。如何把彼时先贤的经义贯通入此时的经世,变而化之谓为通,这既是晚清士林的命题,也是政乱战乱丛集的民国永永无穷的命题。

王国维在《沈乙庵七十寿序》中那句著名的话:“国初之学大,乾嘉之学精,而道咸以降之学新”,撮清学之要。明末亭林、梨洲、船山在国变之际沉恸并思考的君国、经世,经乾嘉以降士人们一百余年细琐功夫的淀积,值晚清,又被重新、大量提及。晚清学林对于国初之学的接续,“晚明三先生”在一个崇“新”的时潮中被援引,皆与时局中的另一种“国变”相关,亦与此“国变”中具体的制度及社会变动相关。

经世与变法

思想缘时势逶迤,因此,在晚清中国“世变之亟”的当口,相较于黄梨洲、王船山,与经世相关更密的顾亭林是被引申较多的一位。晚清的顾炎武评述中,举曾国藩、梁启超二人为例。曾国藩说:“我朝学者,以顾亭林为宗。国史《儒林传》褎然冠首,吾读其书,言及礼俗教化,则毅然有守先待后,舍我其谁之志,何其壮也”;亦讲其“博大精微,体用兼赅”。而梁启超在1902年的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中说:“言清学之祖,必推亭林。诸先生之学统,不数十稔而俱绝,惟亭林岿然独存也。”他在后来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,称亭林不但是经师,而且是人师,清代许多学术,都由亭林发其端,而后人衍其绪,“我以为现代青年,很应该用点功夫,多参阅些资料,以看出他的全人格”。

一“宗”一“祖”,概论了亭林在清学中的至高位置,而这个概括,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叙说者的语境。曾国藩之后,至梁启超的世代,是一个举国言变法、进而由变法走向了革命的世代。如何扶危救困、救亡图存是这一世代士林中人的集体焦虑。于是,讲实学、讲经世的顾炎武自然位列其首。

晚清时潮中的顾炎武:援引、印刷及历史语境

铅印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光绪图书集成局版

自贺长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之后的数十种晚清《经世文编》中,能看到大量的对亭林先生的引用。这些嘉道以来的士子,言及亭林,多援引其封建郡县论、考试、铨选、吏治、赋税、钱粮、盐课、钞法、兵政、地利、舆图、河防、水利等论说。其中,尤以《日知录》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被引述最多。略举两例。贺长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中所收,嘉道间士人张杓写的《日知录跋》,称亭林先生“挟经世之才,怀匡时之志,慨然以世道人心为己任”。《日知录》:“自经史而外,凡国家政治,大而典礼财赋,小而馆舍邮亭,无不援据典籍,疏通其源流,而考论其得失,至于风俗之败坏,世教之陵迟,则陈古讽今,尤三太息。盖先生目击明季之政,故不觉言之深痛如此。”盛康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中所收,谢应芝(1795-1862)《书郡国利病书后》:“亭林山人博极群书,各因天下土俗所宜,采录大备,而莫善于西北水利。东南既无旷土,而西北尚多闲田,西北水利兴则屯戍行、粮赋减、漕运罢、河工省,一切杂税皆可弛,民克安其业,享其利,虽谓井田之良法复行于今可也。”仅列此两例,亭林身后,士人多数是在这样的“经世致用”语境中阅读和引申前贤的。而在嘉道、咸同年间,西学尚未大量引入,士林谈经世,尚无新的思想资源,因此,他们的谈论基本也不脱这个君国体制的框架。也就是陈天华所说的:“彼时学科不全,而当时风气,喜谈顾亭林、黄梨洲、王船山三先生之学说,于山川险塞、制度利弊以及行军理财,均反复研讨,以求深至。”

至光宣,士人谈亭林,亦未脱古为今用、“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”;但由于西方政体、制体论说大量引进,有些援引走得更远,衍为一种中西杂糅的形态。尤以亭林“寓封建于郡县”的讨论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为典型。诸如,冯桂芬在《校邠庐抗议》中关于“公黜陟”、“免回避”、“许自陈”、“复乡职”等篇内论说的,便是竭力将寓封建于郡县混合进新的地方自治方案中。康有为则更直陈地方自治“即古者之封建也”。而在黄遵宪、袁昶、戴鸿慈、端方等人有关自治与立宪的论说中,都能很清楚看到顾炎武的影响,甚而直接以泰西之地方议院比附“大儒顾炎武谓行封建之意于郡县之内”,“则外侮不能乘虚而入”。1906年《政艺通报》上《顾亭林日知录之地方自治说》一文:“今采录其议论政事各条之关于地方自治者,排比而释之,或参以己见,意在发明而止。近日寰宇竞侈言立宪,而立宪之根本,在地方自治;而地方自治,又不能纯取欧美之制移之吾国,遂可谓之推行而尽善也。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,古先之成说,而能致谨于历史、地理、风俗、民性之间,然后可措之有利而无弊,则此篇之为,未可以其陈迹而尽弃之也。”古先之成说,是推行制度革新有效、有益的思想资源。经世之学到了晚清,洐化为“古为今用”,甚至“古已有之”、“西学中源”说。而邓实在《明末四先生学说》文中说:“亭林先生当晚季,目睹不学之患,故首以读书哭告天下,力矫明儒之空疏无用,而以经世实用为宗,遂以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。”亭林等人关于治道的种种论说,便因此与晚清中国的经世时风、改良政潮成功接榫。

“君国之变”、“种族之辨”

除“经世之学”,“君国之变”与“种族革命”是晚明三先生在晚清被复调、高调提起的另外两重缘由。

比如,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便是晚清梁启超、麦孟华诸君之于亭林的重新“发明”。1897年,梁启超《万木草堂小学学记》:“顾亭林曰,天下兴亡,匹夫之贱与有责焉。……后世此义不明,即好学之士亦每以独善其身为主义,而世变益莫之振救,不知栋折榱崩,其谁能免?即不念大局,独不思自保耶?”麦孟华《民义自序》:“顾炎武曰:天下兴亡,匹夫之贱与有责焉。是固保种族、存国教之先务欤!其亦海内魁桀之所宜有事者欤!”另一康门弟子刘桢麟1897年6月在《知新报》发表《论中国守旧党不如日本》:“中国今日之不振,士人实当坐其咎。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,匹夫之贱与有责焉,种族之华能,无非类之,惧君父之患,宁非臣子之辱,如其以存中国为心,则虽倡言守旧,吾不以责之也,如不以存中国为心,则虽日言变法,日事西学,适足为外人先路之导耳,奚论守旧!”亭林“保国者,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;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”之说,原有保国、保天下的分别,亦因分别,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责任判分;而晚清维新党人直接将这两层涵义合二为一,将“保国、保种、保教”糅为一体。

这种因“君国之变”演化而来的维新思想,在日益激进化的时风中便直接发展成了“种族革命”。其后的士林言说,顾、黄、王的经世学问,更多地被加入了“激动种姓”之义。邓实《国学无用辨》文:“明之季,国既亡矣,而北有夏峰、习斋,西有二曲,东南有亭林、梨洲、船山,皆思本所学以救故国,著书立说,哭告天下,而天下之人不应,漠然若毋动其中,其言不用,而神州遂至陆沉。夫使数君子之学,得以见施于时,则亭林乡治之说行,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;梨州(洲)原君原臣之说昌,则专制之局早破;船山爱类辨族之说著,则民族独立之国久已建于东方矣。是故数君子之学说而用,则其中国非如今日之中国可知也……惜其学不用,乃以成此晚近衰亡之局,而反以无用诬古人,古之人不更悲乎?”所以后来黄濬总结:“明末梨洲、船山诸儒,痛心胡祸,稍申君与国之辨。清网一密,诸说阒然。清末能知世界大势怵心亡国者,郭筠仙之外,唯曾劼刚。劼刚议论中,已大胆以国家为一单位,不复斤斤于‘圣清’‘我皇上’之习说。”汪国垣则直接说:“清季种族革命论,其远源实自黄太冲、顾亭林、王而农发之。”梁启超后来也曾概括过:“最近三十年间,把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复活。头一件,他们消极的和满洲人不合作的态度,到这时候变为积极的,卒至推翻清朝,建设民国。第二件,他们的学问种类和做学问方法,因为欧洲文化输入,重新发生光彩,越发向上进。”和满洲的不合作,“种族自卫,无滋蛮貉”,至清末,易化为推翻清王朝的种族革命之说,这同样也是时势之于思想的塑造,或者称之为“再阐释”。

科举、印刷相关

以上所述,皆为思想流转的历史语境;这个语境,也关联到实际的载体。在晚清中国,亭林以及顾著出版,有更为具体的制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。事实上,亭林身后,他的思想和著作从未湮灭,在清代中国持续传布,除了家刻、坊刻,像《四库全书》《皇清经解》这样大部的出版工程中,也都收有顾著。只是,到了晚清,这个不绝如缕的荧荧烛火变得更像是一股时潮。人们更热衷于阅读和谈论顾炎武,不仅与作为语境的危局、国变有关,还与晚清中国所

经历的大的制度变革以及印刷革命相关。

晚清时潮中的顾炎武:援引、印刷及历史语境

石印本《日知录》

秦燕春在《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》一书中简单列举过清末出版的顾炎武著作,比如,点石斋的石印本《日知录集释》,扫叶山房的刻本《圣安纪事》,味静斋的《顾亭林先生诗笺》,校经山房的《圣安纪事》,图书集成局的铅印本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其中,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在道咸以降,特别是光绪年间,出版较为集中。晚清上海发生的印刷革命为之提供了条件。1880年代开始,西方传入的石印技术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,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时代。石印业相对于雕版印刷,有许多优势。雕版书字不能太小,而字大,书就贵,照相石印可以把字缩得很小,书价就便宜,读书人买得起。石印制版容易:“大抵刻版粗笨,成书不易,而刻工嘉者殊鲜。坊间刻本字迹类多模糊,且一书之版多至叠床架屋。读者、藏版者往往苦之。然有(石)版则可随时刷印,不计多寡,非其利欤?活版则排印甚速,字迹清明,价值又廉,流传甚广。”而且,更重要的,石印非常高效,“印速甚快”、“制作甚奇”,比如文明书局,机器全部开足运营,每日能印书20余万页。

印刷革命使得从前那些不便流传、少量流传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在市场。早期,石印业的主要业务就是课艺书,印刷诸如《康熙字典》《策学备纂》等士子应试书籍,由于印刷便捷,并且能印刷袖珍本,携带方便,一时需求量大增,而石印书局也因此获利甚丰,并愈发引起聚合效应,光绪年间,上海的石印书局超过八十家。

课艺书之外,戊戌以降的科举改革又使得各类西政时务、经济史论类的图书成为石印书坊的营业重心。其中,顾炎武著作在晚清上海新式印刷业中成为利薮,亦与废八股、改策论的制度变革有莫大关系。

1898年8月《申报》上有题为《论改试策论后士人家塾诵习课程》的论说:“今之势固急经济而缓词章也”,所以,除传统必读之书,古近名人论经济的文章亦不可不读;而《海国图志》《瀛寰志略》之类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时务书,更应“次第阅识”,在家塾中或令初学者取报章分别句读,“以清纹理”。经济文章应当成为圣贤文章之外的必读书目。《申报》时务书广告中有言:“自科场改制之诏下,坊肆所出近人策论几于充栋汗牛。”《日知录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通鉴》等史论书籍也因为改试策论而畅销起来。1901年《申报》上《劝诫学生文》:“今之所谓学者,时文而己,诗赋而已,小楷而已,训诂而已。问有能以历代政术为学者乎?无有也。问有能以本朝掌故以为学者乎?无有也。问有能以天下郡国利病为学者乎?亦无有也。”是以人才不兴、国势不振。作者于是呼吁广设学堂,习有用之学。《得气之先》一文,论及八股取士时代,国家崇尚时艺,士子沉埋八股,无复有宏通淹雅之才者,“方今朝廷锐意求新,废除八股取士,改试策论,首重经世有用之学”。

与朝廷改科举政令衔接会通的,1880年代开始,各地书院、学堂的课题已经日益明显地向时务策论倾斜。涉及亭林及其经世学问的试题便不少。比如,1881年宁波辩志文会课题,舆地类:“读顾亭林郡县论书后”;1889年辩志文会课题,舆地类:“读读史方舆纪要书后,读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。间经济六科:一曰内政,以考求方舆险要、郡国利病、民情风俗者隶之,凡有志应此科者,平日宜若何肄习,斯成有用之才,盍各抒所见”。1889年上海求志书院课题,掌故类:“问黄氏明夷待访录与顾氏日知录论治孰优”;1891年求志书院课题,掌故类:“拟顾亭林郡县论”;1901年求志书院夏季课题,掌故类:“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”,秋季课题,掌故兼时务类:“孙夏峰、顾亭林、黄梨洲、李二曲四先生论赞”。1900年湖北黄岡文童调覆题:“论国初四君子,论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胡石庄”;汉阳凤山书院策题:“顾亭林谓治乱之关在人心风俗,而转移人心、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不可阙,试即教化纲纪详言之”。1901年,江西学政吴士鉴在署甄别经训书院肄业生,出题:“拟顾亭林郡县论”。1901年江西萍乡县令顾家相课试书院,以经策命题,时务兼西政类:“顾亭林黄梨洲皆主变法论”。1901山东巡抚袁世凯试办济南大学堂,学堂章程中开列书目即有《日知录集释》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

提倡实学的朝廷政令,以及废八股、改试策论的制度改革,其影响非常直接地投射到了林立于上海的各新式石印书坊。“亭林先生旷代通儒”的出版广告遍布1880年代以降的各类书刊杂志。1882年文玉山房发售顾亭林所著《菰中随笔》,“足补日知录之阙,版久浸毁,今复重梓,虽编帙无多而碎金片羽弥可宝贵”。1885年扫叶山房出版《亭林先生续遗书十种》,“当世博雅之士、讲求经世有用之学者,当必以先睹为快也”。次年扫叶山房又印成《顾亭林遗书二十种》,“足为后学之津梁,旦夕观玩,其嘉惠士林实非浅鲜”。1886年,点石斋石印《日知录集释》,称日知录集释久已行世,因木刻不爽目又难携带,而此书翻刻日多、伪谬日甚,是以重新石印编订,“谈经世之学者,此书实枕中鸿宝也”。点石斋的这部书一直到1900年代早期,还在持续翻印出版,足见受欢迎。1888年,慎记书庄将《日知录》与《策学纂要》合编,石印出版,这显然也与改试策论密切相关。1894年扫叶山房石印《顾亭林遗书汇辑》,1900年著易堂书局出版《日知录校正》。1899年,图书集成局所出“新印大字本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”,以上等洁白连泗纸印成,钉装六十本,外加锯木大箱,每部售洋十二元,直以“方今诏求变政,各省设立学堂,每以策论命题”,“海内有志之士欲讲求经济学问者,则此二书不可不备”为广告语。1901年,慎记书庄石印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亦称国家力求实学,出版此书,既为留心经济者,亦为朝廷明诏的经济特科:“昆山顾氏所著,久已海内风行,士林望重,诚以天下之舆图关乎史学,不考古今何以识山川之要,不综源委何以知形势之全。方今海钥宏开,华洋错杂,重洋远隔,都邑边防,昧焉不察,不且贻舍本逐末之诮乎?本庄觅得善本原书,爰倩文人抄录,付诸石印,前印之书早经售罄,复印者现在所存无多,留心时事者宜速购为妙。”1903年,点石斋以“投时利器”为题,持续在《申报》上为其所出《日知录》《通鉴辑览》等书刊登广告,称其为“切于时用者”。点石斋所出《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详节加校勘记》,广告中称“非为射利起见,冀广流传”,嘉惠书林,并为各省学堂应用时务所参考。1904年上海棋盘街文瑞楼《新印大字本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书》《新编皇朝藩属舆地丛书》:舆地之学,一为慎重边疆,另外也为“乡会试策题、学院观风,每多边事命题”、“各省府厅州县学堂以及上年考试优贡,无不以边事舆地命题”,裨益政治实为旗帜,因其为科举参考书而大能赢利,则是更重要的原因。

胡思敬《国闻备乘》中记:“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,又废科举改学堂,《日知录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读通鉴论》三书盛行于世。”章士钊说顾氏《日知录》的重获盛行,即与科考策论有极大关系:“顾氏《日知录》者固国闻中之良书也。数年前石印,书贾发行之数,不下十万,其所以然者,乃以其言蕴藉,而且殚洽于试场之吞剥,与国中治国闻者之级数,毫无比较之关系。”而章太炎的《訄书》,章士钊认为其价值与顾氏之书不相上下,然而由于文义艰深,更重要的是与时务策论关系不大,因此不获流行。陆费逵也回忆,因为科举改革,要考史鉴策论,“于是《廿四史》《九通》《纲鉴》以及各种论说,又复盛行一时。”商务印书馆新印《历代通鉴辑览》和船山《读通鉴论(附宋论)》,也在广告中称“二书于考试学堂需用皆急,特坊间并无佳本,士林憾之”。

顾炎武著作所收获的营业胜利,是国政、启蒙与生意多方交汇而成的结果。晚清士林的顾著阅读,既有曾国藩、章太炎这样的大儒,为经国大业、学术传承、道德接续;亦有汲汲为功名计、为稻粮谋的芸芸读书人。季明之遗老,在变动的历史语境中,被反复、不同鹄的、不同层次地援引,思想也因此在流衍中获得了更多的意义。但亭林所讲“治道”,并无法跨越君主制的界线。而时移事易,此时谈论经世,已着意于政体变更,并终而演变为国体彻底改变。在此后的中国思想界,讨论与纠葛的问题,则许多已脱开了亭林、梨洲所思所虑的君国框架。如何把彼时先贤的经义贯通入此时的经世,变而化之谓为通,这既是晚清士林的命题,也是政乱战乱丛集的民国永永无穷的命题。此正应潘耒所说:“先生非一世之人,此书非一世之书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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